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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國際主席:錯在財政政策,別怪全球貿易_第一財經秦儉新浪博客

來源:互聯網 時間:2017-04-24 閱讀: 手機版

自2015年以來,以反對全球貿易為特征的民粹主義在全球各地盛行。在今年2月的G20部長級會議公報中,“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也被刪除。人們不得不問,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究竟是哪里錯了?

在今年3月舉行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期間,國際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長、三十人集團主席雅各布·弗蘭克爾博士(Jacob Frenkel)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旗幟鮮明地亮出來觀點——我不認為保護主義是一項有力的政策武器。

在他看來,“當我們對外開放競爭,逐漸地,國內生產商可能會失業,但如果這種競爭是公平的而不是傾銷,那么當然我支持優者取勝。如果海外生產商能以更便宜的價格來生產同類產品,這當然是好的。”

但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要想如何幫助失業者。對此,他稱,“首先,我們要創造一個貿易調節系統,政府要幫助其進行再培訓,讓其生產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但這是一個多年的過程,因此再培訓和教育都是系統的必要部分。”

因此根據他的理解,這是一個財政政策問題,而不是貿易問題。“既然如此,我們就不應該指責貿易,我們不能因此而關上窗戶。” 弗蘭克爾對記者表示。

此外,他也對美聯儲逐步進入正常化進程表示支持,“非正常化政策其實是繞彎路,現在是回歸正常的時候了。”

當然,市場目前仍在期待美國新政府出臺更加適宜的政策框架,例如減稅和去監管。“如果你問一下美國的各行各業,為什么他們長期不滿檔生產或投資,這是因為眼下有很多監管法規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他們正在期待新政府采取更多重商主義政策,并去除冗余的監管。”

貿易保護主義不可取

第一財經:在今年2月德國G20部長級會議上,由于美國的反對,“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說法被公報刪除了。從去年開始,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你如何看待今年G20的結果?

雅各布:我對此十分擔憂。重要的是,開放和自由貿易的優勢不能被浪費,全球經濟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就備受挑戰,現在全球經濟同步復蘇,保護主義可能會干擾復蘇過程。

反全球化將會成為上述進程的障礙。在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化改善了百萬人民的生活,全球化意味著,只要有利益就能全球傳遞。全球化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而不是零和。任何制造分化和阻礙貨物和服務自由流動的政策都會產生破壞性影響。

其實,那些保護主義者并沒說自己沒有或不想從全球化中獲益,他們只是希望能夠公平地進行貿易,使那些全球貿易的輸家可以受到保護。這是向政府發出的信號,如果真的想要從全球貿易獲利,就要創造一個體系能夠補貼輸家,識別可能在全球化中受損的脆弱群體,并適當對他們進行保護,例如形成一個貿易調節系統(trade assistance system)、加大教育和再培訓的投入、鼓勵社會流動性。干涉公開的貿易體系是錯誤的。

我認為,德國G20部長級會議只是協商的開始,而不是終結。美國新政府說他們可以改進過去談判的一些結果。從現階段而言,沒人知道他們是否能做到。公報沒有將反貿易保護主義放進去是因為,我個人的樂觀的解讀是,現在還是談判階段,我們應該謹慎,因為生活是多變的,如果我們慣于使用對抗的語言,習慣于使用“我和你”而不是“我們”這樣的表述,那么大家的心態就不是“共贏”,而是“你死我活”,那么這種心態會被帶到協商中。

開放不能成為談判的“人質”,而是全球每個人的權利,尤其是社會上的那些弱勢群體。

第一財經:我們仍應該謹慎樂觀?

雅各布:是的。在樂觀的同時我們仍需要保持警惕,不能讓船在海上漫無目的地隨風飄蕩,即便遭遇暴風雨,這艘船也要按照其航向航行。最終我們應該能看到一個公平的貿易環境。

第一財經:各界對于保護主義的定義認識不盡相同,這可能也是為什么這次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未被納入G20公報。你如何理解保護主義?

雅各布:我的詞匯中沒有保護主義,我支持的是找到如何從全球貿易中受益的最優策略。當我們對外開放競爭,逐漸地,國內生產商可能會失業,但如果這種競爭是公平的而不是傾銷,那么當然我支持優者取勝。如果海外生產商能以更便宜的價格來生產同類產品,這當然是好的。

但是,我們不能直接放棄國內生產者,而是要想如何幫助失業者。首先,我們要創造一個貿易調節幫助系統,政府要幫助其進行再培訓,讓其生產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但這是一個多年的過程,因此再培訓和教育都是系統的必要部分。

因此,這是財政政策的范疇,而由于財政政策必須受制于國家預算,也需要反映國家的優先議程。

現在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這不是貿易的原因。既然如此,我們就不應該指責貿易,我們不能因此而關上窗戶。

財政政策需發揮調節作用

第一財經:但還是不得不問,錢到底要從哪來?要靠特朗普政府所提倡的“邊境調節稅”(BAT)嗎?

雅各布:財政政策涉及的是財政開支和財政收入,自動補貼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征收關稅,關稅其實是對貿易征稅,我認為政府可以設計一個稅收系統,并在國會進行投票,如果有人支持收稅,就一定要公開表態,說明為何要收稅。不能隨隨便便就支持征收關稅,認為這可以保護國家利益,但這可能恰恰相反。

雖然碎片化絕對不是個好主意,但政策執行和經濟學中的專業理論,這二者運用在貿易政策中存在很大的鴻溝,所有人都知道貿易的好處,但政治家就是喜歡干預貿易,因為其他方式都不如直接干預來得便捷。

第一財經:有人認為邊境調節稅類似增值稅,我們是否依此設計出最優稅制?

雅各布:稅制的設計應該有全局觀,需要認清國家的目標是什么、需要多少錢、錢從哪里來、如何防止造成扭曲。從現實情況來講,這完全是可行的,要設計這個具有全局觀的復雜稅制,就需要將你的稅制設計為VAT稅制。我的想法是干預貿易不是好的解決方法。

第一財經:為何在過去十年的全球化鼎盛時期,政策制定者沒有做好必要的財政政策調節?

雅各布:失敗的不僅僅是政治家,因為政治家反映的是社會聲音,我們從骨子里信仰并且明白全球化的人應該勇敢站出來教育所有人,即當政治家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時,民眾就應該蓄聲反駁,表示這并不是保護國家利益的正確方法,我們應該要締造一個反對保護主義的環境,當然這是一個長期進程。

第一財經:每個國家的稅制都不同,這如何解決?

雅各布:每個國家必須保證,國內的資源配置是最優的。如果開放市場,允許資本和產品流動,就要防止監管套利。因此全球稅制一體化(global tax harmonization)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稅制一體化尚未實現,但最終的全球化是要保證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線上競爭。

第一財經:此前,G20討論過打擊避稅等問題,但從未涉及過全球稅制一體化。你認為這應該被納入議程嗎?

雅各布:我們最終想要反對的是不公平競爭,這也是為何大家反對傾銷。如果一個國家對某行業進行補貼,而該行業的公司又以便宜的價格在國際上傾銷自己的產品,這就是不公平貿易。其實稅收和傾銷就像硬幣的兩面。

第一財經:你對今年的G20峰會有何建議或期待?

雅各布:我認為G20一直是一個很有建設性的機制,議程也非常廣泛,不過我對部分機制持保留態度。例如,我認為不應該每年都換輪值主席國,如果每個國家每年都設定一個新目標,這樣可能缺乏連貫性,反而什么都做不好。此外,也可以考慮設立一個G20秘書處,來監督G20成員國是否執行了上一年的議程,保證G20討論成果的延續性。

但是G20不像IMF正式,IMF是基于合約成立的,而G20并不是基于合約成立的的,可能正式程度略遜一籌,但G20機制在2007-2009年危機期間的危機管理上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對于風險預防領域的作用,我們需要拭目以待。

第一財經:針對中美之間可能的貿易摩擦嗎?G20可能發揮什么作用?

雅各布:G20這個機制沒有“牙齒”(teeth),可以說只是一個“素食主義者”(vegetarian)。如果一旦有了貿易戰的心態,那么其實就不會有真正的勝者。我們應該改變心態,不應該老想著“你死我活”,而是多用“我們”這樣的詞藻,追求共贏。

美國的思維是否能夠改變取決于目前的談判,大家都很清楚,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來談判的,但到了最后,只有在每個國家的利益實現平衡的基礎上才能達成一致。

貨幣政策回歸“正常”

第一財經:經歷了近10年的低速增長,全球經濟終于顯現了較強復蘇的跡象。你認為這是真正的復蘇還是僅僅是周期性的反彈?

雅各布:這取決于政策制定者。過去那場金融危機的深度是史無前例的,因此需要的也是史無前例的非常規貨幣政策。

危機之后,市場需要從十年的非常規政策中回歸正常狀態。但執行了十年的非常規政策,你就必須問問自己,什么才是正常化的政策。央行也必須要清楚地向市場傳達信號,即非正常化政策其實是繞彎路,現在是回歸正常的時候了。

第一財經:為何金融市場對于加息的反饋如此積極?

雅各布:投資者認為美聯儲的政策變化預示著經濟復蘇。金融市場的樂觀情緒不僅僅因為經濟復蘇,市場還在期待美國新政府的利好政策,例如減稅和去監管。如果你問一下美國的各行各業,為什么他們長期不滿檔生產或投資,這是因為眼下有很多監管法規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他們正在期待新政府采取更多重商主義政策,并去除冗余的監管。

當然我認為,金融危機后的一些金融監管是很重要的,也是積極的,銀行當然需要降低杠桿、增加資本充足率,這將防御金融系統免受系統性風險沖擊。

當然有一些法規的確有些抑制生產率,可以想辦法將其負面效應去除,我們想要做的就是讓企業興隆,只有這些雇主才能為實體經濟創造更多就業。但是,也只有他們對于市場的預期更加積極、知道能夠實現盈利后,才有動力雇用更多員工。因此,我們需要鼓勵、幫助企業,這樣才能推動就業市場。

第一財經:你認為經濟復蘇是否會持續?特朗普政府的各種政策承諾能否實現?

雅各布:我不想對未來政策妄加猜測。新政府上臺不久,很多立法仍需要國會的批準,一旦通過,我們可能看到基建投資極速擴容,這的確是有利于經濟的。如果可以更加理性化一些原有的監管、實行更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稅制,以及鼓勵企業長期發展而非短期目標的政策,我相信投資者都會非常積極投資,他們不僅會投資金融部門,還會投資實體經濟,而增長也將來自這些部門。

我之所以對于貨幣政策正常化比較樂觀,是因為長時期的低利率會使得經濟付出代價,它會造成很多扭曲,鼓勵金融市場的逐利行為。

第一財經:就貨幣政策而言,你認為美聯儲應該重點考慮加息還是收縮資產負債表?

雅各布:我們其實并沒有收緊貨幣政策,我們只是慢慢回歸正常的貨幣政策。

第一財經:那么正常化和收緊的界限在哪里?

雅各布:其實這很容易辨別。美國的利率水平在零附近,而通脹已經恢復到2%左右了,那我們這個時候就應該加息了。

此外,現在資產負債表比過去幾年大得多,美聯儲可能未來不對到期的債券進行再投資,那么可能就是縮表。

當然,各國處于不同的階段,我說我支持正常化進程,這并不是說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應該很快正常化。此外,如果加息是必要的,這可能會反映在匯率上,我們不應該干預匯市。

第一財經:你認為區何時能夠回歸貨幣政策正常化?

雅各布:歐洲的問題更加復雜,歐盟有28個成員國,它們的經濟狀況并不相同。德國的就業情況幾乎與美國差不多好了,但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情況十分堪憂。歐元區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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